保障房必须是郊区蜗居

　　我们从电视剧《蜗居》的流行和住房的压力下诞生了一个流行词叫做蜗居，但是本人认为对于现在如火如荼的各种保障房建设，就是要建设成蜗居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保障房和造福于人民并且维护社会的相对公平，但是当今的社会并不是这样的。

　　对于保障房的建设，具有代表性的是武汉市已经做出决定，今后无论开发什么楼盘，都将采用富人与穷人混居的方式进行。市里把任务下到每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的头上，即他们无论开发什么档次的房子，都要拿出一定比例做经适房和廉租房。而对于北京的情况，根据北京市“十一五”保障性住房及两限商品住房用地布局规划，从2006年到2010年，北京市规划安排3000万平方米的保障房。其中，很大部分保障房是配建在商品房之中，配建的平均比例为商品房的15%。但是到了上海则发生了另外的情形，上海"贫富混居"遭抵制 市中心建经适房被搁浅，早在２００８年，徐汇区决定把位于田东路、漕东支路的漕河泾街道２９３街坊１／４地块，辟为徐汇区经济适用房建设基地之一，而到２００９年８月正准备开工建设却遭到紧邻该基地的周边宏润国际花园、佳信徐汇公寓、漕东路３０弄小区三个小区近６０００户业主联合抗议。最后徐汇区的经适房并不在徐汇，而是在松江泗泾基地和闵行浦江基地。我们的保障房政策在不同地区也出现了不同解读。

　　这样建设保障房有很多动听的说法，那就是不能建设成为贫民窟，不能让穷人受到歧视等等，这样让贫富的人群在一起，似乎就达到了社会的和谐有序。这样的说法也受到了一定的质疑，理由就是贫富对于房屋的消费观念是不同的，贫富混居的结果是楼盘的配套服务很尴尬，豪宅的高质量服务和收费对于穷人是难以承担的，但是本人认为这样的反对理由没有说到问题的关键。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配套建设只有百分之十几，而我们的穷人的比例是多少？我们的贫富比例是多少？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这样的仅仅让“穷人”购买保障房，把指标严格到只有百分之十几的最穷的那一些人，他们首先是买不起房，同时对于你的指标线上刚刚超过却又买不起商品房的人群，就要形成一个夹心层。更进一步的是我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阶层实际收入都应当是最穷的保障房标准以内的，我们是否让他们购买和廉租呢？现在我们的保障房体系实际上是排除了农民工的参与的，更有很多城市的保障房是排除外地人的，这本身也是对于外地人和农民工的一种歧视。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保障房与商品房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差距之大可以达到一个人一辈子劳动也难以实现的地步，就如很多的限价房、经济适用房等等一般价格是几千块而旁边的商品房是一万几千块，一套房子的价格可以相差一百万元！而对于廉租房的租金，甚至赶不上周边商品房的物业费，例如按照北京廉租房的租金标准计算：一个4人户家庭，原住房腾退或无房，家庭人均月收入为500元，承租一套46平米二居室(居室南北朝向、有电梯二层)。按照公式，月租金标准为25.5元，家庭实缴月租金为85.1元，也就是按照46平米计算每平米的实际租金不足2块低于北京正常的物业费水平。简直就是白送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如果收入提高这样的福利可以永远的享受，如此巨大的福利对于没有得到的人是不公平的，如果收入提搞要政策性的取消其福利，则导致人们的创造动力被抹杀，现在北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端倪，有人为了能够具备购买保障房的资格，甚至辞去高工资的工作故意找一个低工资的工作，购买了保障房以后他工作收入上的差距远远抵不上他在保障房上的得利，这样的结果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巨大的危害，也是一种在过度福利下的食利行为，应当在政策上极力避免的。

　　我们再更进一步的说，这样的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价，造成了巨大的渔利空间，成为了权力寻租最好的场所，保障房是老百姓买不到的，就算是搞出很多的看似公正的摇号，也是很容易作弊的，就如武汉的六连号案一样，供求比高达“１比４０”的武汉一经济适用房项目，日前通过公开摇号罕见地摇中６个编号相连的申购户，且这６个申购户均来自该市的同一个区。消息一经曝光后，引发当地市民质疑，武汉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已派出专人调查此事。最后经法院审理查明，去年初，被告人王频找到在武汉市国土房产测绘中心工作的表弟刘胜君，商量通过摇号作弊的手段，使特定的经适房申购人获得购房资格，以收取好处费。测绘中心另一名负责摇号的陈天呈在刘胜君邀约下参与摇号作弊，并向刘胜君提供了相关资料。随后，王频伙同刘胜君，又邀约在深圳市一家科技企业工作的黄誌一同违法作弊。经济适用房“六连号”案件被告刘胜君等11人一审分别被判处8年至9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但是这样的事情能够曝光关键还是作弊人的愚蠢，要是把他的关系户不搞成连号，又怎么能够引发社会公众的关注而发现黑幕呢？以后的作弊者可再也不会这样愚蠢的连号操作了。更进一步的是很多政府机关和部委现在又自己给自己单位的职工建设保障房了，这些保障房比市面上的公开发售的房子又要便宜很多或者位置好很多，北京的保障房与商品房的混建，实际上就是各种权力和利益单位自己建设的房屋在其中，这是北京的特点。所以保障房实际上根本没有保障到老百姓手里，而是权贵们的权力寻租场所和福利，因此所谓的贫富混居的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富贵混居而已。这样的混建的结果，也可以使得权贵和腐败分子得以混在富人堆里面，原来在经济适用房小区经常是业主开着大奔、宝马的景象受到社会质疑，现在在富人小区大奔、宝马比比皆是，权贵们开一些豪车也就是不显眼了。这样的要求建设贫富混居的小区背后，实际上是权贵腐败分子的利益需求。

　　因此对于保障房要能够真正的造福于老百姓，真正的分配给需要的人，就必须是让权贵们没有兴趣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只能是在郊区的蜗居。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港的房价虽然贵但是香港的90平米的房子就叫做千尺豪宅了，香港六十平米的三居室非常普遍，而在中国却是一般六十平米就是蜗居了，我们的房子作为福利保障，怎么就不能按照香港一般市民的居住标准来建设而必须是按照香港的豪宅标准来建设呢？同样的以市区十多万每平米的拆迁成本取得的土地建设保障房，而建造成本每平米只有2000多元，同样的投资如果在土地成本是每平米1000块的地方，也就是每亩土地60多万的地方建设，在不保证每一户有一个车位的情况下，楼盘的容积率还可以提高，这样就可以多建设面积超过10倍的房子，而每一套建设的面积小总的套数还可以翻倍，这样就可以让多20倍的老百姓家庭可以有房子住，让一户老百姓住上好的福利房和让20户老百姓有福利房居住相比，哪一个更具有社会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就是热衷于在热点地区建设保障房，其背后就是有关利益人盯住想要占有这样的保障房的。

　　可能有人会担心这样的房屋会成为贫民窟，但是我认为这与市区的城中村还是有本质不同的，这是成套的住宅只不过偏远而已，远远比没有市政配套私搭乱建严重的城中村要好，这就类似台湾的眷村，眷村是当年退踞到台湾的国民党军人眷属的居住之地，其景象就像上海的棚户区或北京南城的一些地方。而眷村在台湾已经逐步的退出了历史，眷村已经被大量的拆除了。中国的保障房也是一夜之间把福利分房取消和大量农民进城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样的保障蜗居也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国家的发达也会逐步取消，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这些房子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

　　在保障房是蜗居、在郊区、没有足够车位的情况下，对于富人是没有吸引力的，富人没有动力进行造假骗购，对于权贵也是不愿意去的，因此没有权力寻租空间才能够真正的惠及老百姓，惠及需要住房的人群。对于居住在里面的人如果有机会也会是努力奋斗买房离开，避免占着保障房不走和福利长期化的问题，这样才能够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所以保障房必须是郊区蜗居才能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