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南方周末》近日刊登了一篇报道，说的是川东小城武胜近12年间，先后有六任县委书记，平均两年换一个。书记走马灯，城市规划也变得眼花缭乱，一再调整的广场等公共空间逐渐被房产项目挤占。一个典型是2003年，时任县委书记孙南组织人手反复论证立下了既能通过商业设施解决资金问题又可供市民娱乐休闲的阶梯广场规划，可惜孙南尚未来得及实施规划便被调走，而继任的书记随即将这一规划置之高阁，并置四大班子的决议于不顾将这片地卖给房地产商。仅仅两年的任期加上县委书记巨大的权力配给，这让地方规划难以长期性、持续性，而出现了短期性、盲目性。主政官员的较短任期和现行政绩评价体系，促使主政官员不得不寻找各种出政绩的机会。
武胜现象并非个案，在不少地方都存在，河北邯郸也是个典型案例。当地民谣称“邯郸一大怪，市长换得快”，据报道，邯郸在17年里换了10位市长，平均每任市长未当满一年半，更没有一位邯郸市长能够任满一届5年。由于主政官员更换频繁，地区发展规划的延续性难免出现问题，各种半拉子工程林林总总，因此，当地不少民众将发展滞后的原因部分归咎于主政官员的频繁调动。无论是在传统还是现行官场逻辑里，毫无疑问皆是官职升得越快越高越好，没有谁喜欢总是呆在一个地方任职。追求早一点升官、升得高一点，是人之常情，也是官之常态，“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并没有什么错，错的是不能为了早一点升官、升得高一点而不顾当地实情，不顾当地的长期发展。破除短期任期的短视政绩观，需要智慧，需要勇气，也需要更为科学的政绩评价观。
在政绩与任期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气度不是每一地的官员皆有，更多的官员仍然看重的是任期内政绩。在以GDP为考核主要依据的年代，主政官员的政绩主要就是发展经济，且是尽快地发展经济。所谓不发展经济，是为庸官，发展经济快，是为能官。但是快不等于好，快不意味着幸福，政绩出得快并不代表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不代表符合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真正的能官、好官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什么叫又好又快呢?这就对主政官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快是很容易看得见的，好却是较难考评的，因此不少官员选择了快字当头，为了“快”这种能够马上考量的政绩甚至于不惜牺牲“好”。“快”的目的是什么呢?快点升官。然而，你这任升上去了，下一任也要树立新的政绩，再升上去，那么，从哪里来新的政绩呢?一般都不是继承前任规划，而是另起炉灶，创造“耳目一新”。问题在于，每隔一段时间的“耳目一新”，带来的可能是完不成的尴尬，而这种尴尬的苦楚，却只能由当地群众来承担。“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理念是要不得的。
要想化解政绩与任期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多方面着手。一是必须从顶层设计方面建立更加优良的政绩考核体系;二是要推动主政官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以长远的眼光来处理政务;三是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于决策的参与权、建议权，让人民群众的声音能够更多地传递到决策程序中;四是要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避免长官意志主宰一切，避免“一言堂”;五是建立官员责任追究机制，不能一升官就万事大吉;六是尽可能稳固主政官员任职年限，促使各项工作具备连续性，对于完成前任规划的应给予更高政绩评价等等。
改革，不妨从这些看得见的矛盾中着手，一步步予以化解，从而推动改革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