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或成不合理制度“帮凶”

职业打假人或成不合理制度“帮凶”

职业打假人从打食品质量转向打包装标识

有职业打假人称“每一步新法律催生一个新的打假领域”。2009年《食品安全法》生效，假一赔十的规定催生了大批打假人。2012年4月，新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实施与2013年1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实施，两个食品包装相关的法规让不少打假人从关注原先的食品质量问题转向了食品的包装标识问题。

据统计，厦门去年共收到来自职业打假人的举报案件近60起，主要涉及产品有人参乌龙茶、四物汤、芦荟茶等，申诉举报问题最多的是非法添加食品原料。

在四川，2012年，质监系统涉及食品的投诉举报共71件，其中食品标识就有47件，达到2/3左右，食品标签标识投诉增长迅猛。

在广州，职业打假人每年投诉上千个，大多是食品外包装或标签问题，极少有真正的食品安全质量问题。以至于广州市工商局法规处负责人认为基层工商所的时间精力几乎都耗在职业打假人身上，挤占了真正的消费投诉。

查找包装标识问题比找质量问题容易

查找食品本身的质量问题，花销较大。如，查豆腐是否合格，就需要5个样本，一个指标检查费约600元，“维权起点就是3000元，还不一定就能找出问题”。而寻求食品标识的缺口，更为便捷，更容易掌握证据。

职业打假人追求“利润最大化” 假货越多越有利

从上可以看出职业打假人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非商品的“打假最优化”。假冒伪劣越多，他们通过打假寻利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倘若我国食品监管制度不断制造“假货”，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帮凶”。

当下食品安全制度单靠政府监管很不合理

食品安全没绝对标准 政府定过高标准引发造假

食品安全标准不应是一种“绝对的安全”，而应是将消费者承受能力考虑在内的“相对的安全”。比如大家都知道路边的早餐摊点不如五星酒店的干净，但是有人出于性价比，还是会选择不太干净的早餐摊，并且还会因“卫生检查”时早餐摊点消失而感到不满。而有人更看重“安全”，则选择五星级酒店。

因此，可见食品安全标准是高度主观和个人的事情，任何食品多少都有健康风险，每个人对这些风险都有不同的反应，取决于他对特定风险的成本考虑。 过高的安全标准只会推高物价让我们无力承受或导致假货泛滥，如三聚氰胺事件就是因为食品安全标准中的蛋白质含量定得太高，标准过高导致非法添加。

政府监管过多致监管不足 企业转地下生产规避监管

据了解，我国食品标准多达5000余项，标准之间交叉、重叠甚至矛盾的现象比较严重。“标准混乱的背后是各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谁发证多赚钱就多，”董金狮直言。。

混乱的管理加上权力过大所引发的寻租行为无疑都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当企业无法承担时便只能行贿或者成为了“不合格”的企业。而与此同时，政府也失去了对这些企业监管。

被打假企业成不合理监管的替罪羊

打假或让假冒伪劣更多 监管之错竟是企业承担

从上可见，有些“假”是由政府不合理的监管造成的，职业打假是对“不合理监管”的严格实施，这将使得相应的问题更为恶化。而更让人痛心的是，这监管之错却是由“被打假”的企业来承担的。

打假第一人王海：政府监管企业模式导致假货难根治

如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也曾指出：“中国采用的是政府监管企业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无法根治假货。”王海认为，“消费者与企业组织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目前，中国企业组织发展较为迅猛，如各种商会、行业组织、协会等频频露面，甚至有很多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以致企业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组织资源、话语权。

“在发达国家，保证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模式并不是监管模式，而是博弈模式：各方面的人都有利益代表的组织，通过各方博弈，避免不合理的法规法律出台和假冒伪劣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建立市场化的检测机构或是打假人的出路

王海称其打算用三年时间，把“王海热线”打造成一个消费者组织，做成一个民间的真正的消费者协会。希望将来能成立一个真正的消费者组织，成立自己的实验室，对商品的实际情况进行检验和研究，让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更多的实现。

他说美国有一个消费者联盟，他们有4000多个实验室，几乎可以检测市面上所有的商品，检验结果通过自己的杂志发布，以免消费者上当受骗，但在国内目前就没有这个。

结语

不可否认职业打假人近几年来的贡献，然而在食品安全领域，这个安全标准极度主观的领域，简单依靠政府监管的统一标准打假是不可取的，最终或许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