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一条“原则上不再新建封闭小区”的消息在小编的朋友圈里炸开了锅,我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什么?我花钱住的‘私人’小区你要打开变成公共通道?”,“开放之后,治安问题怎么解决?”“业主已经购买了公摊土地,现在打通为城市道路,还要不要物权法了?”……显然,中央层级的文件首次对封闭社区模式“开刀”,让不少早已习惯了“深墙大院”的国人表示难以接受。
中央文件是这么说的: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交通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
一直以来,封闭小区都以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存在于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居住在一个有围墙有大门有物业、与外界保持一定距离的私密小区,是其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一种更高层次的居住追求。
但是等等,这样的小区真的没有问题吗?在西方国家,类似于中国这种圈一大块地围起来、小区一排排过去的居住区并不多见。而更多的是推开门就是街道,走几步就是转角的临街楼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中央又为什么要打破多年以来的封闭式小区模式呢?问题很多,小编一一回答。
Q1:中国的封闭式小区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封闭式小区的建设高峰有两个,一个是上世纪50年代兴起的单位大院,城市里各个独立的单位圈一块地,建一个集办公生产、居住、后勤以及各项生活服务于一体的大院子,作为福利提供给职工,外人不能随便进出。到现在,因为历史延续性,单位大院仍然是国内许多城市的基本构成之一。有数据统计,光北京就仍现存3700多座单位大院。
另一个高峰期是1998年之后。当年我国进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宅货币化、私有化。一时间,房地产大热。建筑形式、景观设计、物业管理、社区营造、生活理念等许多方面都成为开发商努力追求的“卖点”:顾客喜欢安全和私密的环境,那就实行封闭式管理,少设置出口,周边围墙盖起来;中国人喜欢居住得依山傍水,那就在小区内部精心打造宜人的景观。这样一来,封闭式小区成了我国小区开发的主流形式,且越是高端住宅区,封闭性有越强的趋势。
Q2:封闭式小区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很多抨击“新规”的人不一定知道的是,其实一直以来封闭式小区就是饱受争议的。
首先,城市交通受阻
研究表明,在大中城市内部,城市支路的间距一般宜小于 300 米,且越临近市中心路网越密,地块分划越细。如果每个住区占地都广达十几公顷以上,且不允许被穿越,则城市路网的组织势必稀疏、断续,密度降低。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曾在演讲中提到,一个城市如果每平方公里有100到120个街口,这样的城市是宜居的,因为它非常便利,马路小小的,但是路网非常密,商业、服务设施可以到处分布。纽约这种街区,就是1平方公里120个路口甚至还要多。但是在我们国家很多城市,一平方公里只有十几个路口,北京则是一平方公里只有14个路口。这样的架构,没人时空空荡荡,一旦人口集聚,立马拥堵:路网不够密,马路修得再宽,毛细血管不发达,人流、车流都无从疏散。
对于疏解交通来说,增加道路密度比增加车道其实更重要、更有效。住区规模过大常常导致城市道路被阻断,城市道路遇到小区,不是嘎然而止,就是绕道而过。这也正是中国许多大城市的道路越修越宽,立交桥越修越多,但城市交通却每况愈下的一个原因。
其次,街道活力丧失
加拿大记者雅各布斯在其著名的城市规划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就大力提倡街道的作用:人行道是“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器官”。
封闭式小区的一个问题是,在进行环境设计和公建配置时,通过一道围墙或者栏杆,把具有重要公共和商业价值的住区临街界面放到了小区内部。但是除了交通功能外,我们平时的很多活动,如购物、休闲、运动、交往等都可以通过街道空间来完成。封闭式小区不仅不允许小区边缘的住户及单元直接面向街道,甚至长达二、三百米远只有一、两处配备保安的出入口。
雅各布斯在书中描绘了这样一幅“街道芭蕾”图景:孩子们在公共空间玩耍嬉戏,邻居们在街边店铺前散步聊天,街坊们在上班途中会意地点头问候。是不是很有爱?但是在我们的城市里呢?有道路(road)却少街道(street),封闭空间所造成的空间断裂比比皆是。大学、居住区、公共建筑、高楼大厦围栏冰冷,相互之间缺少支持与共享,没有形成真正的城市性空间。
再者,服务设施不足
虽然根据《居住区规范》要求,每个小区都应配备一套完整的服务设施,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区服务、文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市政公用和行政管理等八类。且不说我们的小区内的商业设施是否完全配备,即使种类配备完全了,也不过就是各种服务提供一两家,根本不足以满足一个小区内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人的需求,就更不用说我买个东西还想“货比三家”了。
相反的是,在一些高档住宅小区内,开发者不惜下重金建造游泳池会所等高端设施,但使用人数有限,最后还是不得不对小区外顾客开放。
很多反对的人,或许时间不那么紧张。6年以前,一位中关村大佬跟小编说,一线城市里最宝贵的是时间,每人每天拥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只有3小时,这还包括了我们坐地铁的时间(你总要刨去工作、睡眠、吃饭等时间吧)。如果住在一个封闭式的小区,每天为满足自己衣食住行而浪费的时间,汇总起来,其实也挺恐怖的。开放式小区是顺路买菜买水果,封闭式小区是绕着弯儿买菜买水果。有浪费的功夫,不如去读几本闲书。
商业设施的天性就是公共性和开放性,它应该通过扩大服务对象来分摊经营成本,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其经营内容和方式。现在经济下行,就业压力山大。试想,一个封闭的小区,如何嵌入更多的服务业?如何让居民生活更方便?很多人担心开放式小区的安全问题,但在小编看来,就业增加所带来的社会稳定,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主任李铁昨晚就跟小编说,小幅地块出让,才能让服务业更多嵌入,才能让生活更方便。他说,国外也好,台湾也罢,生活都很方便,唯独国内的封闭式小区,与世隔绝。
Q3:封闭式小区的根源是什么?
两点。一个是我国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思想。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曾经发文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存在土地市场,道路与土地是两种完全独立的城市供给,满足不同的需求目标:前者唯一的目标就是满足交通需求,后者则是服务于土地的使用功能。对于交通需求来说,道路上的阻抗越小通行能力越大越好,因此,道路要尽可能宽,交叉口要尽可能少;对于土地需求来说,内部选择越大外部干扰越小越好,因此,街区要尽可能大,穿越要尽可能少。
根据这一规划原则,我们国家深受前苏联规划思想的影响,采用大街区、宽马路的做法。这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土地是没有价格的,道路的功能不是带动土地的最大限度升值,而是解决交通问题。而大型封闭居住区的提出,更加强化了这种路网结构。
但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道路不但是用来解决交通问题的,更主要是用来分割土地的。交通并不是道路的最终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满足土地上各类功能的需要,才是其最核心的目的。
另一点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要从根源上打破封闭式小区对交通的影响,从体制机制上来说,其实很容易,只出让小幅地块即可。政府每卖一块地,地块大小是由规划及国土部门来决定,在出让之前理应经过交通评估,不应影响道路的通达性。
但在早期的房地产开发市场,开发商大块大块拿地,楼盘大片大片盖起来,外面用栏杆围起来,不管你是公交地铁还是私家车都得绕行。如果只有小块土地呢?自然也谈不上对交通的影响了。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地方政府愿意出让大幅土地,一定程度上也为封闭式小区提供了条件。这是因为,出让大幅土地能快速获得土地出让金。豆腐块一样一小块一小块出让到猴年马月去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权多而事权少,地方财权少而事权多,土地出让金成了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Q4:如何打破封闭式小区的壁垒?
业主已经付过70年土地出让金的商品房小区,把小区内部道路公共化为城市道路,如果不经业主同意,或者业主同意后没有获得物质上的补偿,则与抢劫无异。中央文件说要“逐步打开”,可以想见,讨价还价是免不了的。
但是,单位大院就不同了,无论是部队、机关还是企业大院,其土地均为行政划拨,且长期割裂城市交通,拆除其中大部分大院的围墙(少部分军事、政治重地除外),当然是利国利民之举,而且,小编也找不出要对他们进行物质补偿的法律依据。只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激烈博弈是免不了的。
还有专家说,开放式小区的管理难度更高,我们缺少相关的经验和人才。的确如此,但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有开放式小区的现实环境,是催生不出相应的管理人才的。
如此看来,打破封闭式小区模式或许并不是“拍脑袋”所能决定的。未来城市,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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