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被诬陷后自证清白的核心是“精准拆解诬陷逻辑，针对性构建证据体系”，而非泛泛反驳。
首先需冷静梳理诬陷内容，明确对方指控的时间、地点、行为细节及依据，找出其中的矛盾点与漏洞——如指控存在时间冲突、事实不符或证据瑕疵，这些矛盾点是自证的关键突破口。
针对每一个漏洞，需匹配对应的反证证据，形成“反驳-举证”的对应关系，让证据直接指向“诬陷内容不成立”，而非单纯强调“自己未做过”。
证据的收集与固定需遵循“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原则，确保自证材料被法律程序认可。
核心证据类型包括时间轨迹证据、证人证言、物证与电子数据，以及专业鉴定意见。
收集过程中需注意，不得通过胁迫、伪造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否则不仅无法作为自证依据，还可能面临法律责任;同时需及时固定易灭失的证据，避免因时间延误导致证据无法获取。
个人名誉受损起诉首先需明确“被告信息”，这是法院受理案件的基础前提，若无法提供准确的被告身份信息，可能导致起诉无法启动。
对于自然人被告，需收集其姓名、性别、年龄、住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若已知身份证号，可通过相关部门查询确认户籍地址;对于法人或其他组织被告，需获取其全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住所地、法定代表人姓名及联系方式，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官方渠道查询核实。
若被告信息不完整，可尝试通过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相关线索补充，必要时可申请法院出具调查令，向相关单位调取被告身份信息，确保被告主体明确，避免因“被告不明确”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侵权事实证据是名誉权起诉的核心材料，需全面收集能证明“被告实施了侵害名誉权行为”的各类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
核心证据包括侵权内容载体、侵权行为的实施主体证明，以及侵权内容的违法性证明。
这些证据需直接关联被告与侵权行为，避免因证据模糊导致无法认定侵权主体或行为性质。
损害后果证据是支撑诉讼请求的关键，需提供能证明“名誉受损对自身造成实际影响”的材料，体现侵权行为的危害程度。
常见的损害后果证据包括社会评价降低的证明、精神损害证据、财产损失证据。
这些证据需具体、可量化，避免空泛主张“名誉受损”却无实际后果支撑。
法律层面并无“污蔑罪”的独立规定，实践中通常将故意捏造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归入诽谤罪，以暴力或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人格的行为归入侮辱罪，二者立案标准均以“侵害名誉权+情节严重”为核心，且需符合特定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诽谤罪的立案首先要求存在“捏造事实”的行为，即污蔑内容需为完全虚构，若散布的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即便有损名誉也不构成犯罪;
侮辱罪则不要求捏造事实，但需具备“暴力或其他公然侮辱”的行为特征，如以辱骂、羞辱性动作等方式贬损他人人格。
两种罪名均要求行为针对特定人实施，无需指名道姓，只要从内容中可辨识被害人即可，若对象不特定则无法立案。
“情节严重”是污蔑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关键门槛，也是区分刑事立案与民事侵权、治安违法的核心界限，其判定需结合行为强度、危害后果等综合考量。
对于一般场合的污蔑行为，情节严重主要体现为多次实施污蔑、造成他人人格名誉严重损害、引发恶劣社会影响，或导致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
在信息网络场景中，两高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量化标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点击、浏览次数达五千次以上，或转发次数达五百次以上，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的，也符合立案条件。这些标准既涵盖质性描述，也包含量化指标，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