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录作为个人隐私的核心载体，一旦被非法窃取并用于敲诈，不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更可能引发财产损失与精神伤害。近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隐蔽性增强，此类案件呈现高发态势，受害者往往因缺乏法律认知陷入被动。

在数字化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引发的诈骗、骚扰等问题频发，出售公民信息的行为成为法律严惩对象。我国通过相关的法律与司法解释构建了完整的刑事追责体系，明确出售公民信息获利多少构成犯罪及是否属于轻罪的核心问题。

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认定规则与出售信息的立案数量标准，共同构筑了个人信息刑事保护的防火墙。从行为定性到数量量化的法律规范，既明确了执法司法的操作边界，也彰显了对个人信息权益的刚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