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律师函的本质是律师事务所受委托人委托出具的专业法律文书，核心功能在于法律警告与沟通协商，与起诉行为存在本质区别。
从法律定位看，律师函并非司法机关出具的诉讼文书，不具备启动诉讼程序的效力，其核心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通过律师身份强化意思表示的严肃性，向受函人释明其行为可能涉及的法律责任，形成专业法律警告。
二、固定案件事实与权利主张，为后续可能的诉讼留存证据。
三、搭建协商沟通桥梁，争取以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
这一属性在法律规范中有着明确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可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出具律师函正是该条款授权下的典型非诉行为。
从法律效果看，律师函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即通过明确主张权利的行为，使诉讼时效重新起算，这进一步印证其属于权利主张的通知载体，而非起诉行为。
起诉则需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并缴纳诉讼费，由法院立案受理后才正式启动，二者在法律程序、主体与效力上均存在根本差异。
拒收律师函虽不直接产生实体法上的责任，但会引发一系列程序性与策略性的不利后果，且相关后果均有明确法律依据支撑。
在送达效力层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司法解释，律师函通过公证送达、邮寄送达(注明函件性质且受函人签收地址为法定送达地址)等合法方式寄送，即使受函人拒收，仍可被认定为视为送达，函中载明的权利主张、履行期限等内容视为已被知晓。
在诉讼准备层面，拒收行为可能导致受函人错失了解对方诉求与证据的机会，无法提前制定应对策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举证责任规则，可能因未能及时收集反驳证据而陷入被动。
在责任认定层面，后续进入诉讼程序，拒收行为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对自身权益的漠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在诉讼费用分担、损失范围认定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拒收还会丧失通过协商化解纠纷的缓冲机会，促使委托人依据律师函中的警示启动诉讼程序，增加纠纷解决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需明确的是，拒收行为本身不影响律师函的证据效力，其在诉讼中可作为证明委托人已履行催告义务、释明法律风险的重要书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