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抚养费为何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支柱因其妻生二胎，并拒绝缴纳二十多万元的超生“社会抚养费”，而被学校解聘。事件引发热议，所谓“社会抚养费”随之成为舆论焦点。

　　从2002年起，所谓“社会抚养费”就取代了之前的计划生育罚款。官方称，其性质属于社会补偿性的行政收费而非行政罚款，其目的在于运用经济制约手段规范生育行为。既然是行政收费，公民自然要问，它用于何处?谁在用?使用时有无预算公示与财政监管?

　　不少地方并未将社会抚养费全部上缴国库，而是“乡收县管”和“专款专用”。换言之，那些超生夫妇上缴的数目巨大的钱，很可能变成了部门的工资奖金。“社会抚养费”也许只是“官员抚养费”。如今部门官员在追查超生问题方面相当积极，就像打了鸡血般亢奋，其原因之一，也许正是背后的利益驱动。

　　这背后的利益驱动，不仅让杨支柱夫妇受伤，更可能牵制公共决策，影响国家命运。如今中国的生育率和人口结构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理当从头反思，重新制定。这不但事关每个家庭，也涉及社会结构与转型，但为什么公开讨论那么难，遇到那么大阻力呢?会不会跟有关部门不愿放弃“社会抚养费”这个巨大的利益有关呢?老实说，不能不令人生疑，特别是农村一旦上面来查计生工作，就通知超生户做好准备应付检查(把小孩送亲戚家、把外晾晒是小孩衣物收进屋等)，更奇怪的是“社会抚养费”可以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