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死刑复核程序设计的初衷就在于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以期达到避免死刑滥用、尊重保障人权的目的。由于目前死刑复核程序在设计上存在诸多的问题，不仅使其在权力配置上受到广泛批判，而且使其保障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
(一)死刑立即执行复核权的配置存在法律冲突。自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开始，我国即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死刑复核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但由于80年代初期我国治安形势恶化，恶性刑事案件迅速上升，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2年6月通过了《关于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将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直接下放高级人民法院。 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允许最高人民法院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予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规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 “依法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1991年至1997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又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涉外案件除外)的核准权，授权给云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贵州等六省市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这样作为普通法律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作为基本法律的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产生了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修订后的96年刑诉法和97年刑法均明确规定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这样《人民法院组织法》与《刑事诉讼法》、《刑法》又产生了旧法与新法的法律冲突。
(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不符合平等原则。首先，造成不同罪名之间死刑复核的不平等。如前所述，对于杀人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犯罪的核准权授予高级人民法院行使，对于危害国家安全、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则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在实质上造成了不同罪名之间死刑复核权的不平等。其次，造成不同地域之间死刑复核的不平等。我国刑法对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审判人员的对法律、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各有不同，造成不同地方死刑适用标准不同，也不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综合平衡。
(三)死刑复核程序不符合程序公开原则。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组织，但对于死刑复核的内容、复核的方式、复核的期限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中死刑复核一般书面审查与讯问被告人结合的方式。首先，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的一种材料报送过程，控辩双方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其次，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过程是以秘密阅卷为主，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最后，与不开庭审理方式紧密相连的是程序的单方控制性。人民法院主导着全部死刑复核过程，控辩双方处于被动等待裁决的地位，一方面使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一步进行申辩的要求落为空谈，另一方面也使死刑复核程序游离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