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可见胁迫行为包括两种情况：
(1)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所谓将要发生的损害是指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信用等方面的损害，例如以将要谋害对方相威胁，或以将要告发对方私生活中不轨行为相威胁，迫使对方订约。损害既可以是危及受胁迫者本人，也可以危及受胁迫者的家庭成员、亲属朋友等。当然，将来发生的损害必须是受胁迫者可以相信将要发生的情况，并足以使受胁迫者感到恐怖、害怕。如果一方所进行的将要造成损害的威胁是毫无根据、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受胁迫者根本不相信，也就不会使受胁迫者感到恐怖，从而不构成胁迫。但只要有受胁迫者在当时情况下相信损害将要发生，就可以构成胁迫。
(2)胁迫者以直接面临的损害相威胁。也就是说胁迫者通过实施某种不法行为，形成对对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损害或财产的损害，而迫使对方订立合同，如对对方施加暴力(殴打、肉体折磨、拘禁等)，或散布谣言、毁人名誉、毁损房屋等。
因胁迫而订立的合同应符合以下几个要件：
第一，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所谓胁迫的故意，首先是指胁迫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造成受胁迫者心理上的恐怖而故意进行威胁;其次，胁迫者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受胁迫者作出某种意思表示。一般来说，胁迫的故意并不包括胁迫者希望通过胁迫行为使自己获得某种利益，牟利只是其动机问题。正是因为胁迫者具有胁迫的故意，因此其过错程度是较大的。
第二，胁迫者实施了胁迫行为。如前所述，胁迫行为包括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或直接施加损害威胁他人。胁迫者既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造成损害相威胁，也可以给法人造成损害进行要挟。胁迫并不一定以危害是否重大为要件，只要一方所表示施加的危害或者正在施加的危害足以使对方感到恐惧，就可以构成胁迫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因胁迫行为是针对特定的当事人实施的，所以确定胁迫行为是否构成，应当以特定的受害人而不是一般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否感到恐惧为标准来加以判断。即使一般人不感到恐惧，而受害人感到恐惧，亦可构成胁迫。
胁迫行为通常是在合同订立时为强制对方订立合同而实施的。在合同订立以后，一方以胁迫手段迫使对方变更或解除合同也可构成胁迫。如果胁迫的目的并不在于迫使对方订立合同，则此种行为将构成侵权或其他非法行为，而不产生胁迫订立合同的问题。
第三，受胁迫者因胁迫而订立了合同。也就是说由于一方实施胁迫行为使另一方心理上产生恐惧，即因为面临损害或将要面临损害，而产生一种恐怖和惧怕心理，在此种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受胁迫人被迫订立了合同。由于受胁迫人是在受到恐吓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因此其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不过，如果胁迫一方的胁迫行为并未使被胁迫人产生恐惧或者即使产生了恐惧，但没有作出一定的意思表示，则不能认为胁迫行为与被胁迫人的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存在。
第四，胁迫行为是非法的。胁迫行为给对方施加了一种强制和威胁，这种威胁必须是非法的、没有法律依据的。如果一方有合法的根据对另一方施加某种压力，则不构成胁迫。另外，合同订立以后，一方拒不履行合同，另一方以将要提起诉讼等合法手段向对方施加压力，要求其履行合同，也不构成胁迫。
(三)一方乘人之危与对方订立的合同
所谓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他人的为难处境或紧迫需要，强迫对方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并作出违背其真实意志的意思表示，例如，出租车司机借抢救危重病人急需租车之机，提高10倍的车价，这种即属于乘人之危的行为。
乘人之危的合同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一方乘对方危难或急迫之际逼迫对方。所谓危难，除了经济上的窘迫外，也包括生命、健康、名誉等的危难。不过，危难并非因行为人的不法行为造成的，而是由于受害人自己的主观原因造成的。所谓急迫，是指因情况比较紧急，迫切需要对方提供某种财物、劳务、金钱等。急迫主要包括经济上、生活上各种紧迫的需要，而不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等方面的急迫需要。由于乘人之危是一方乘他方危难或急迫而要求对方订立的合同，因此不法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乘人之危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在订立合同时，并不知道对方处于危难或急迫状态，即使提出苛刻条件并为对方所接受，也不能认为是乘人之危。
第二，受害人出于危难或急迫而订立了合同。也就是说，不法行为人乘人之危要求受害人订立合同，受害人明知对方在利用自己的危难或急迫而获得利益，但陷于危难或出于急迫需要而订立了合同。例如，因经济窘迫而借高利贷;迫于停电的威胁而与供电单位订立不公平的买卖合同等。正由于受害人是在危难或急迫状态下而与对方订立了合同，因此，这类合同从根本上也违背了受害人的真实意志。
第三，不法行为人所取得的利益超出了法律允许的限度。乘人之危的行为，往往使受害人被迫接受对自己十分不利的条件，订立了某种使自己受到损害的合同。而不法行为人则取得了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取得的重大利益，并明显违背了公平原则，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限度。乘人之危的合同大多形成双方利益极不均衡的结果，因此，乘人之危的合同也是显失公平的。但乘人之危也不完全等同于显失公平。
乘人之危的行为与欺诈、胁迫行为一样，都是指一方实施不法行为，而迫使对方作出违反其真意的意思表示。因此，《合同法》第54条修改了《民法通则》的规定，将该合同纳入到可撤销的合同范围之中，允许由受害人决定是否应撤销该合同。如果受害人愿意保持合同的效力，可提出变更合同的某些条款(如降低价格)，甚至受害人认为虽然对方有乘人之危的行为但其自愿接受合同条款，也可以使合同有效。如果受害人不愿意保持合同的效力，可要求撤销该合同。
五、撤销权的行使
撤销权通常由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受损害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重大误解中的误解人、显失公平中的遭受重大不利的一方。撤销权的行使，不一定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如果撤销权人主动向对方作出撤销的意思表示，而对方未表示异议，则可以直接发生撤销合同的后果;如果对撤销问题，双方发生争议，则必须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予以裁决。
撤销权人有权提出变更合同，请求变更的权利也是撤销权人享有的一项权利。变更权与撤销权尽管存在着密切联系，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撤销权的行使，旨在使合同自始不发生效力;而变更权的行使并不是撤销合同，而只是变更合同的部分条款。从鼓励交易的需要出发，《合同法》第5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因此，如果当事人仅提出了变更合同而没有要求撤销合同，该合同仍然是有效的，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该合同。如果当事人既要求变更也要求撤销，在此情况下，从鼓励交易的需要出发，法院也应当首先考虑当事人变更的要求。只有在难以变更合同，或者变更的条款对当事人双方有失公平的情况下，才撤销合同。
撤销权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因为可撤销的合同往往只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自愿接受此种行为的后果，自愿放弃其撤销权，或者长期不行使其权利，不主张撤销，法律应允许该合同有效，否则在合同已经生效后的很长时间再提出撤销，会使一些合同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所以，各国立法往往明确规定撤销权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超过了该期限，则撤销权消灭，可撤销的合同便绝对有效。我国《合同法》第55条也采纳这一经验，该条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或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则撤销权消灭。据此可见，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为一年，该期限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如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受到欺诈)之日起开始计算。如果超过一年不行使权利，或者在知道具有撤销事由后以明示或者以行为的方式放弃撤销权(如在明知受欺诈以后主动要求欺诈行为人交付货物)，则可撤销合同成为有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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