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改变智障人士的冷酷处境？

　　智障女被人贩转运千里、囚养猪场供人挑选，最终沦为“生育工具”，而这，已成“流水线作业”。看到这样的热闻，你是否会感到沉重与愤怒？

　　普天之下，没有新鲜事。翻看之前，“多地智障者成黑奴”“购买智障人员矿井杀害伪造矿难索赔”“智障女屡被强奸”“智障人士无故连遭殴打”的新闻仍在耳目，他们的冷酷处境非一日之寒。

　　而更让人心寒的是，当警方把解救出来的智障妇女送还家人时，竟遭到过拒绝。她们，是家庭的“包袱”。或许，也被当成了社会的“包袱”。

　　这些被贩卖、“被奴工”的智障人士大多来自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家庭无力承担、社会不管不问，自身又难于自卫，踢来踢去、无人问津，给人贩子留下了可钻的空隙，甚至被美曰其名为“介绍个好人家”“残疾人自强队”等，自欺欺人、粉饰真相。

　　人有多坏、心有多黑？归责给人贩子和买方，能否一了百了？真正失责的其实是公共福利部门。大量侵害智障人员事件以及家人拒绝的背后，是对残障人士社会保障的缺乏。

　　单纯追讨一起事件的责任人意义不大。如何从制度上保障智障人士的尊严、安全和发展，怎样长久妥善安置他们，才是“智障妇女被囚养猪场供人挑拣”背后更紧迫的命题。

　　“我们的制度有缺失，亟待补上。”2010年，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王振耀在谈到当年的“渠县智障奴工事件”时说，要消除这类悲剧，一方面国家要承担起责任，从制度上建立福利保障，另一方面，国家应放权，让大量民间服务机构成立，发挥民间社会的巨大能量。他认为，国家应尽快制定《残疾人福利法》，把残疾人单独作为一类保障人群，不分其家庭是否富有，统一享受福利。

　　这番话，至今仍具有借鉴价值。调查显示，我国智障人士超过千万人。和普通人相比，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几近于零。这个庞大的群体，亟需社会的保护和救助。然而，现实是，能为智障者提供服务的托养机构远远不够，社会也十分缺乏残疾人福利观念。那些服务于智障人士的民间机构，则很难获得“合法”身份。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这类民间组织很难得到捐款，也得不到政府的扶助，多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某评论说得好，“给智障者尊严，给文明机会”。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恰恰体现在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和同胞，特别是如何对待像智障人士这样的特殊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