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沈某某的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 从主观故意看，沈某某在缓刑考验期内再次实施诈骗，其“反正他一样被人骗，还不如我来骗他”的供述，直接证明其非法占有目的。
2. 从客观行为看，他通过虚构30余个“客户”、伪造资质证书、制造交易紧迫感等手段，诱使张先生支付“证书费”“公关费”“解冻费”等费用，实质为欺骗行为。
3. 从数额标准看，根据司法解释，诈骗公私财物价值5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沈某某骗取522万余元，远超该标准，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量刑时需考虑从重情节与数罪并罚。
沈某某曾于2019年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此次作案处于缓刑考验期，构成累犯，根据《刑法》第七十七条，应撤销缓刑，与前罪数罪并罚。
张先生年逾七旬，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弱势群体，司法实践中，诈骗老年人财物虽非法定从重情节，但常作为酌定从重因素。
沈某某采用“细水长流”式诈骗，7年间以30余个名目索要钱款，利用老年人对互联网领域的知识空白，持续制造“交易即将达成”的假象，主观恶性极深。
522万元远超“数额特别巨大”标准，基准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撤销缓刑后，前罪三年刑期与后罪合并执行，十二年刑期在法定幅度内;长期、系统性诈骗导致老年人积蓄尽失，严重侵害财产权与社会诚信体系，社会危害性极大。
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司法实践中，从犯的认定需结合作用大小、参与程度、主观恶性等要素。
行为人仅提供作案工具、望风或协助转移财物，未参与核心诈骗环节，则认定为从犯，从犯通常不参与犯罪策划、分赃较少或未实际获利。
某团伙诈骗案中，负责接听电话的客服人员因未参与分成，被减轻处罚。从犯的犯罪故意多依附于主犯，主观恶性相对较轻。
从犯可适用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从轻处罚适用于作用较小但参与程度较高的从犯，减轻处罚适用于参与程度低、作用微小的从犯。免除处罚适用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从犯，初犯、被胁迫参与犯罪或未实际获利的，可免予刑事处罚。
从犯参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但作用较小，仍可能减轻处罚，从犯如自愿认罪、退赃退赔，可进一步从宽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