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促进就业是积极的保障
——访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王延中研究员
记者 刘泽群
记者：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对你进行采访。据我所知，你在劳动保障方面很有研究，学术界也有许多人向我推荐你，建议我听听你的看法。这也是我急于采访你的原因。
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对中国社会保障发展的走向是如何看待的？另外有人认为目前保障的水平已超过了基金的承受能力，对此你又是如何看待的？
王延中：我认为要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继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化”进程和“广覆盖”目标。一方面，继续加快“单位保障”体制向社会化保障体制的转轨。另一方面，要使现有保障体系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逐步扩大其覆盖范围。目前社会保障的重点是面向城市居民，面向国有企业，面向正规就业，仍保留单位保障体制的痕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政策要面向所有就业者、各种经济成分和所有就业形式，同时要面向全体公民包括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甚至农业劳动者。只有覆盖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的社会保障。
（2） 切实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存在应以“社会救助”还是“社会保险”为重点的争论。其实，作为社会保障的两大主体，都十分重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应当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两大重点。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尽快实现“应保尽保”。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要在坚持部分积累制的前提下探索更适合的“统帐结合”模式。近期内仍宜继续维持“部分积累制”，但要通过多种手段解决社会保险的“欠帐”与个人帐户的“空帐”问题。要逐步实现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基金的分离问题，所有权要分离，管理也要分开。同时要完善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拓宽社会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实现积累资金的保值增值。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要加快福利制度的社会化。传统社会福利制度实行部门管理，弊端较多。
（3） 促进各个保障项目的有机联合。社会保障是一个整体，各个保障项目有分工也有联系。只有各个保障项目之间的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功能。比如，缺乏医疗保障、老年保障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残缺不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困难重重，目前只能把重担压在家庭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上。然而，仅仅靠家庭保障与社会救助制度无法完成反贫困、从整体上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和解决老年保障的重任。
（4） 加快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保证。应当在认真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尽快制定《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这是稳定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步骤。
（5）把握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化”趋势和“城乡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要注意现行制度的城乡接轨、国际接轨。同时，要看到社会结构变化研究对社会保障制度提出的新要求。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我们应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实行“护理保险”、社区互助等新型社会保障的丰富经验。
记者：你认为当前推动社会保障发展的动因是什么？或者说这动因来自哪几个方面？
王延中：推动社会保障发展的动因主要来自人们观念的转换。人们关于社会保障的观念方面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对于城镇居民来说，保障体制逐步从企业保障或单位保障走向社会保障，职工也从“单位人”逐步变为“社会人”。与这个变化相一致，人们增强了社会风险的意识。比如，现在有了以前没有的失业风险，以前自己不用承担养老和医疗方面的费用，现在社会保险制度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过去是“低工资、高福利”，现在工资增加了，自己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明显增多了。从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甚至住房、教育等等，都需要个人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意识到社会保障虽然是社会成员承担各种风险的保护网，却不是“免费的午餐”，而且社会保险也不能把所有的社会风险全部都包下来。其中医疗保险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原来是福利性医疗，个人花费比较少。新制度明确规定个人承担一定缴费，用于建立个人医疗帐户。如果你得病，首先要用个人帐户里的钱支付，然后才能进入社会统筹。如果得了需要花很多钱的病，把个人帐户的钱花完、进入社会福利统筹之后，也并不是100%报销，而是给你报销一定比例。社会统筹基金只能承担当地平均工资的4倍至5倍的最高限额。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上海等地在基本医疗制度之上，又建立了一个补充医疗保障基金，共同组成一个大病补充医疗管理基金，这样在大病统筹之后有一个补充基金来解决困难。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一个失业保险研究的课题中说道：有失业保险的支撑，目前失业率就是达到10%的时候也能承受。积极的失业保险应该是促进就业的保险，对此应该如何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王延中：有些城市目前出现下岗失业的高潮，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就是：最稀缺的资源是就业岗位。怎样才能解决下岗失业的难题？这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共同问题。失业是一个正常现象，而体制性失业，是国家经济转轨中的大难题。对我们国家而言，是在没有建立非常好的失业保险制度时，就提前出现大批的体制性失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采取了“下岗”制度，即失去工作岗位，但仍与原单位保持劳动合同关系，由原来的单位，加上社会的力量，再加上政府在失业保险基金中拿出一部分，共同解决失业下岗问题。这虽是一个不得已的过渡性措施，但非常必要，也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数量急剧增多，其中有相当部分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从2001年开始，随着滞留在再就业中心的下岗人员的逐步减少，国家计划用3年时间逐步完成从“下岗”向失业保险制度的过渡。目前从全国看来，下岗职工滞留在再就业中心，重新就业的难度更大了，所以这个过渡性措施可能要延长一些时间，这个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失业保险制度和下岗制度该叫收入补偿制度，这是一种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此外，我们还应该提倡积极的就业制度，在从失业到找到新的就业岗位这个磨擦期，促使失业者积极提高劳动技能，完成职业转换。这样就要发展社会的培训机构，这个也是比较持久的办法，比给他一定的补偿要高明得多。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积极就业政策还要鼓励创业，自己做自己的老板，这也正是世界各国解决失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看，我们的中小企业，不仅仅提供了我们50%的国民收入，而且解决了75%-80%的人的就业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很大的空间，欧盟平均20个人就有一个小企业，照欧盟的比率，我们应该有6000万-6500万小企业，但事实上，全国现在注册的中小企业只有两三千万。
在大保障概念里，社会保障是最后的一张网，不让一个人漏下去，但不能所有人都在网里等着，那样社会就没有活力了。解决失业、扩大就业还有一些办法。比如，劳务输出。全球化时代看就业不能仅仅局限在我们的国土范围内，要把劳动力输出和资本引进结合起来。我觉得大劳务输出的概念就是：凡是我们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带来净收益的都是劳务输出，即使他没出国门，要用世界的资源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全球化目前只是商品和资本自由流动，人的全球化目前还做不到，但是可以利用资本全球化、商品全球化的契机，把我们的劳动力输出，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全球化。
市场经济下，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失业率的攀升不可过于惊慌失措。我有一个研究，登记失业率如果控制在5%-6%，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达到7%-8%，甚至是10%，这个阶段的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的费用会紧张，但能够承担；10%是一个界限，就快进入危险区段了，两位数是比较危险的，过了12%或14%就会对社会非常危险，但我们大量的流动人口对经济运行和社会保障制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蓄水池，这种蓄水池的作用如果在未来20-30年还存在的话，城市的失业问题不会特别严重，事实上现在的城市是有很多下岗人员，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否则那些流动人口不会进来。
记者：上面我们从保障谈到了就业，你又是如何看待就业与保障的关系？换句话说你是如何理解就业优先？
王延中：一个发育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必须依赖一整套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简言之就业与保障一张一弛。然而，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经济保障。收入与就业密切相关，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离开就业，那么受保者自己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就会减少，保障的经济来源也会随之减少。众所周知，就业不仅具有经济意义，劳动者在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具有社会意义，使劳动者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获得社会的承认和自尊的需要。
工作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不仅是因为世界上很多人依靠工作而生存，它还是人们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以及为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这使得工作成为社会和政治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我们要把促进就业作为一项使绝大多数老百姓受益的大事来认真抓紧抓好。
经济发展的确是就业之母，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自动解决所有的就业问题。只有将促进充分就业的目标作为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基本优先目标，并使所有劳动者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的就业。才具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同样，只有促进就业才能积极地实行对劳动者的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