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引入

近日，笔者办理的一起大宗毒品贩运案件获得较好的辩护效果，成功为当事人保命。虽然本案在定性层面（同城短距离毒品运输行为是否构成运输毒品罪）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最终促使检察机关主动放弃死刑适用建议、法院同意判处无期徒刑的关键，还是在于主从犯地位的辨析。笔者认为，本案在主从犯的认定以及证据审查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故撰文分享，同城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问题适时另行撰文讨论。

案情简介

被告人杨某某、管某某从云南前往湖北接收一批约7公斤海洛因，并计划在当地进行分销。事后，杨某某返回云南，管某某则留在湖北与多名买家接洽验货。随后二人先后被抓获，检察机关以贩卖、运输毒品罪对二人提起公诉，指控涉案毒品数量巨大，且杨某某系累犯、毒品再犯，同时依据二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别建议判处杨某某死刑、管某某无期徒刑。

辩护难点

1.同案犯管某某最先到案、认罪认罚并主动供述藏毒地点，更容易影响办案机关对杨某地位的判断；

2.管某某的对于不认识毒品买家的辩解无客观证据查证，而管某某又供述系受到杨某某指使，使杨某某有口难辩；

3.杨某某主动联系送货人且全案活动经费由杨某某支付，致使司法人员倾向于推定杨某某起主导作用。

辩护策略

1.证据不利于杨某某，如何破局？

2.开庭时间紧迫，如何短时间内找出对杨某某有利的证据？

3.有利的零散证据，如何串联并达到引起法庭的重视的目的？

辩护要点

杨某某供述前后矛盾，其无罪辩解始终未被办案机关采信。但管某某认罪态度明确、指认逻辑 “清晰”，检察机关基本采纳其供述，在二人中将杨某某锁定为主犯。我们阅卷后，带着问题有针对性的会见杨某某，充分听取杨某某辩解，在分析可行性的基础上围绕全案证据展开精细化梳理，将重点放在第三方供述及其他客观证据上，从三个核心维度突破辩护难点。

一、剖析证人证言，提出管某某不是受到杨某某指使的可能

管某某与杨某某互相指认对方是主犯，二人因存在直接利害冲突，供述可信度存疑，单纯采信任何一方均可能导致事实误判。那么，到案的多名买家及第四人怎么说的呢？

（一）买家证言

1.买家均供述认识管某某，少部分买家供述认识管某某和听说过杨某某，这为笔者提出杨某某辩解不认识买家提供了可能。

2.到案多名买家均供述在与管某某沟通过程中，管某某主动透露自己是替金某某做事，但均表示不知道是做什么事情。该证言为笔者提出管某某实际是帮金某某做事，而非杨某某做事提供了可能。

除此之外，买家的证言均只能证明是管某某将毒品拿给他们，但无法证明管某某是自己拿给他们还是被人指使拿给他们。基于毒品案件的隐蔽性，相关电话信息及使用电话的人均不知晓是何人。笔者认识到，仅仅依靠买家模棱两可的证言，是不足以引起法庭重视的。

（二）第四人的证言

管某某多次表示是跟买家见面以后，才发现买家是其认识的人。但通过对第四人证言中只言片语的审视，发现管某某应当在未见面之前就已经知道买家是谁，这与其供述明显矛盾。而这一前后时间点的不同，也为笔者后续关注客观证据并找到有利佐证打下了基础。

二、深挖证据时间线，点明供述矛盾，否定指使关系

言词证据具有不稳定性，仅通过对部分言词证据的剖析和否定想要达到撼动“指控事实”的目的是十分艰难的。笔者也深知，毒品犯罪的隐蔽性，意图直接在客观证据中找到谁是主、谁是从的证据更是难上加难。为此，从时间前后着手，深挖客观证据并形成强有力的时间线，成为了辩护的重中之重。

1.从恢复的手机信息中，找到了一条可以佐证上述第四人证言的微信语音通话记录，明确显示时间在杨某某和管某某到达湖北之前。

2.从通话记录中，找到了一条可以佐证管某某早已认识其中一个买家的记录。

以上客观证据可以证明管某某所称“杨某某联系下家后指使其送样品”的供述不真实，二者之间不存在指使与被指使的关系。但还是不能忽视管某某可能会对此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为此辩护人确定了在庭审发问时，首先将管某某对买家的认识时间点精准确认，再在质证环节对此详尽质证的庭审策略。

三、厘清资金往来、历史行踪轨迹等，增强杨某某言词的可信度

（一）厘清资金往来，截断以花销定主从的指控逻辑

针对“杨某某垫付花销即为主犯”的认知倾向，我们通过逐笔核对二人资金流水发现，本次湖北之行的花销虽从杨某某微信账户支出，但支出总额（约4400元）与案发前两个月管某某转给杨某某的金额（约4800元）大致相当。结合杨某某的辩解，可合理推断：二人曾商议以杨某某先行垫付费用的方式，抵扣其对管某某此前的欠款。这意味着，涉案资金往来本质是债务结算，而非主犯对从犯的经济控制，仅凭垫付花销无法直接认定杨某某的主导地位。

（二）梳理历史行踪轨迹，从地域熟悉度合理怀疑杨某非主犯

本案侦查机关调取了两人多年的历史行踪轨迹，笔者发现杨某的轨迹非常干净且单一，但管某某恰恰相反，经常往来于敏感地方且多次往来于湖北（案发地）。结合两人供述时，对于案发地的描述，可见管某某对案发地的熟悉程度。毕竟是大宗毒品散货，基本不可能找个不熟悉当地行情的人做主。

综上，杨某某和管某某均是受到他人指使来湖北接货散货，彼此之间既无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也无指挥与服从的层级。

辩护成果

一、抓住庭审机会、推动证据补充，量刑建议主动调整

首次庭审中，辩护人围绕上述要点展开详实质证与严密论证，成功促使法庭与公诉人高度重视主从犯认定的争议焦点。经法庭提示，公诉机关启动补充侦查程序，进一步收集到印证“二人背后有不同指使人”的关键证据，为后续量刑调整奠定基础。

二次庭审时，公诉人当庭明确认可“杨某某系从犯，且两人之间不存在主从犯之分”的辩护观点，并主动将对杨某某的量刑建议从死刑调整为无期徒刑。庭审现场，杨某某在最后陈述结束后，当庭向辩护律师大声道谢，这一幕不仅令人动容，更直观体现了有效辩护对当事人命运的重要影响。

二、法院采纳辩护意见，判决明确从犯地位

好事多磨，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了杨某某的从犯地位。具体评价如下：

被告人杨某某、管某某受他人指使实施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对其予以从轻处罚。对于被告人杨某某和管某某的辩护人提出杨某某、管某某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这与指控的“杨某某指使管某某...”虽然仅多了三个字，但意义确大不相同。

写在最后

刑辩工作的价值，从来不只是法律条文的生硬套用，更在于从错综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抽丝剥茧”，捕捉足以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细节；也在于在控辩对抗的专业格局中，以严谨的证据论证推动各方达成理性共识。

本案从“死刑量刑建议”到“无期徒刑判决”的转折，是对“精细化证据梳理、精准化法律论证”的肯定，也离不开与办案机关之间的良性沟通，通过专业对话，让辩护观点被充分倾听、被理性采纳。

笔者愿以本案为引，为同类毒品犯罪案件的辩护提供一份可参考的辩点思路，更想再次强调：在贩卖、运输毒品等重罪案件中，主从犯的辩护一直很重要。在客观证据不足，主要供述真假掺半、难以辨别的情况下，辩护如何展开、如何破局，对刑事律师的专业能力是一种考验。

有时候，不得不说我们都是幸运的。幸运于能从“既定的”事实和证据中，找到蛛丝马迹；幸运于我们的意见能够被听见；幸运于我的当事人能够明辨自己应罚当其罪。

作者介绍

李文丽

上海靖霖（武汉）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律师

擅长经济犯罪辩护、毒品犯罪辩护、涉及性犯罪辩护。

2018年取得专职律师资格并在武汉执业，主要业务方向为刑事辩护，曾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个人，武汉市律协重大疑难案件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律协教育与未成年保护专业委员会委员，2024年加入靖霖武汉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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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英

上海靖霖（武汉）律师事务所  专职律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刑法学硕士，在校时曾在法学期刊上发表专业文章，获得多项个人及集体荣誉，毕业后专业从事刑事案件辩护与代理工作，在经济犯罪、毒品犯罪、涉性犯罪等领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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