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
明确“高空作业”的法定范围，是判断处罚标准的前提。
根据《GB/T3608-2021高处作业分级》标准，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及以上有可能导致坠落的作业均属于高空作业，无论作业类型与场所，只要达到这一高度标准，就必须遵守安全带使用规范，未系安全带的行为均可能触发处罚，这为统一处罚尺度提供了基础界定。
对作业人员个人而言，不系安全带的处罚以经济罚款为主要形式，具体金额受行业与地区规范影响。
在房屋市政工程等场景中，根据地方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作业人员在2米及以上无可靠防护的高处未系挂安全带，执法机关会按违规次数裁量罚款，单次违规可处200元罚款，多次违规罚款金额最高可达1000元。
若逾期拒不缴纳罚款，还会按每日3%加处罚款，进一步加重违规成本。这种处罚直接针对个人，旨在通过经济约束倒逼规范操作。
企业作为安全责任主体，若未督促作业人员系挂安全带或未提供合规防护用品，将面临更严厉的行政处罚。
根据《安全生产法》规定，企业未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未监督从业人员正确使用安全带的，由应急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罚款金额将提高至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若因未系安全带导致生产安全事故，企业还需承担事故赔偿责任，同时企业主要负责人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至80%的罚款，处罚力度随事故后果加重而升级。
管理人员的失职行为同样会面临相应处罚，形成全链条责任约束。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若未能教育督促从业人员系挂安全带，导致事故发生的，除面临罚款外，构成犯罪的还将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监理单位、安全评估机构等第三方若未尽到监督义务，也需根据《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确保从管理到监督的各环节均落实安全责任。
建筑施工领域的高空作业，是监管场景中最常见的类型，主要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监管。
无论是房屋建筑施工中的脚手架作业、外墙装修，还是市政工程中的桥梁高空维护，只要属于建筑施工范畴，住建部门会通过日常巡查、项目安全检查等方式，监督作业单位是否落实安全带使用、安全网搭设等防护措施，检查作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同时对施工单位的安全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制定情况进行监管。
电力、通信等行业的专业高空作业，由对应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监管。
电力行业中，输电线路高空检修、变电站高空作业等，由国家能源局及其地方监管机构监管，重点检查作业人员是否持有电力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流程是否符合电力安全规程，同时监督电力企业落实安全培训、设备维护等责任;
通信行业的基站铁塔高空维修、线缆架设作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监管，通过行业安全标准制定、专项安全检查，规范作业单位的防护措施与操作流程，避免因违规作业引发安全事故或通信中断。
涉及特种设备的高空作业，需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监管，这类作业的核心风险在于设备本身的安全性能。
此外，商场、景区使用的观光电梯高空维护、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检修等作业，也属于市监部门的监管范围，通过设备安全监察与作业规范检查，防范设备故障引发的高空安全风险。
判断监理罚款5000元是否合理，首要前提是明确监理单位是否具备罚款权力。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罚款”属于行政处罚手段，仅能由法定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监理单位与施工单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二者基于监理合同形成委托监督关系，法律并未直接赋予监理单位罚款权。
实践中，法院在多起案例中明确指出，若无合同明确约定，监理单位单方面出具罚款单缺乏法律依据，施工方有权拒绝支付。
因此，若施工与监理双方的合同中未约定监理可对“未挂安全带”等违规行为处以罚款，监理直接罚款5000元的行为从权力来源上便存在瑕疵，合理性无从谈起。
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监理的罚款权限，需进一步判断5000元的金额是否符合约定标准与行业惯例。
部分建设工程合同中会约定，监理可对施工中的安全违规行为处以一定金额的罚款，这类约定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视为双方对违约责任的自主约定。
但罚款金额需与违规行为的性质、可能造成的风险相匹配，且不得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从行业常规来看，作业人员未挂安全带的个人违规行为，行政机关对个人的罚款通常在500元以下，对施工单位的罚款则根据监管要求设定不同梯度。
若合同未明确约定“未挂安全带”的具体罚款金额，或约定金额远低于5000元，监理直接按5000元处罚便缺乏合同依据，属于不合理行使约定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