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案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往往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但“总经理”这个头衔，是否意味着他就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如果这个总经理既不管内容、也不管审核，调整内容还要打电话请示大股东，那他还能算“主管人员”吗?

一、案情概要

某公司因涉嫌强迫交易罪被立案侦查，公诉机关指控该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并将被告人列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予以追诉。经查，该公司大股东负责公司整体经营决策，被告人虽担任总经理职务，但仅为份额极小的小股东，实际分管后勤保障及信息发布等辅助性工作，公司资讯的内容选题、撰写、审核及发布均由责任编辑和大股东负责;资讯调整决定亦需请示大股东同意后方可执行。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在公司犯罪活动中既无决策权，也无审批权，不具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法定要件，依法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二、辩护要点

（一）被告人分管后勤与信息发布，不负责资讯选题、内容与审核，不具备犯罪行为的决策条件

根据公司内部的分工安排，资讯的内容选题、撰写、修改及审核发布等核心环节，分别由责任编辑和大股东负责。被告人虽为总经理，但其实际分管的是后勤事务和信息发布等辅助性工作，从未参与过任何一篇资讯的选题论证、内容审查或定稿决策，其在资讯发表环节中没有任何实质性参与，更遑论决定权。因此，从公司内部职能分工来看，被告人在犯罪行为的决策链中并不处于核心位置，不具备“直接负责”的客观基础。

（二）被告人虽为总经理，但仅为

被告人在公司中的股权占比极低，仅为小股东，公司的经营方向、重大合同、决策事项均由大股东最终拍板。在公司的实际治理结构中，被告人并不具备“一锤定音”的权力，其行使的仅仅是执行层面的职能，而非决策层面的权力。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具有实质决策权的人员，而非仅因职务名称被授予虚位头衔的人员。如果被告人连公司的经营方向都无权过问，又如何认定其“直接负责”了公司的犯罪行为?

（三）资讯调整行为系经请示大股东同意后执行，被告人无实质决定权

同案犯转达被害公司的调整请求后，被告人并未自行决定调整，而是第一时间电话请示大股东，在获得明确授权后，方安排同事执行操作。这一行为模式充分说明：被告人对资讯调整行为没有独立决定权，其角色仅为“请示者”和“执行者”，而非“决策者”。按照公司治理逻辑，一个需要请示才能行动的人，不可能是该事项的“直接负责人”。

（四）被告人的工作职责与犯罪结果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被指控的强迫交易行为，其核心在于“以调整资讯为条件签订服务协议”。而被告人的工作职责既不包括资讯内容管理，也不包括商业合作谈判，更不包括大客户维护。其日常工作内容与犯罪行为的实施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实质性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既不负责“撰写”，也不负责“谈判”，更不负责“决定是否调整”，那么他就只是在履行一个正常员工的岗位职责，而不是在参与犯罪。

（五）退一步讲，即使认定被告人系单位犯罪的参与人，其作用也明显小于大股东，应当作为从犯处理

退一步讲，即使法庭最终认定被告人参与了单位犯罪，其作用也明显小于大股东。被告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仅仅扮演了一个“传达信息、执行指令”的角色，主观上既非提议者，客观上亦非主要执行者。作为仅承担辅助事务、并无实质性决定权的公司员工，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在量刑时充分予以从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