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临时帮个忙，取个现金、转交一下货款，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如果朋友后来被查出涉嫌犯罪，这个帮忙的人会不会也被牵连进来？刑法上的“共同犯罪”需要行为人之间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如果只是偶然、临时、不知情的帮忙，没有参与犯罪决策，也没有从中获利，那就不应该被认定为共犯。

一、案情介绍

被告人系某个体经营者，与同案犯一系朋友关系。某日，同案犯一联系被告人，称其与同案犯二合作经营某项生意，现在需要支付一笔货款，但同案犯一和同案犯二本人均不在本地，同案犯二的家属因病也不方便送现金，因此临时请被告人帮忙到指定地点取款并交付给卖家。被告人出于朋友间的情谊，且认为用现金支付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属于常见做法，便同意了。被告人到约定地点取得14万元现金后，按同案犯一提供的地址将现金交给了卖家的司机，并拍照发送给同案犯一以确认完成交付。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仅系临时帮忙，对同案犯一的犯罪活动毫不知情，其行为属于日常生活中偶然的、无意识的帮助，不具有共同犯罪故意，依法不构成犯罪。

二、辩护要点

（一）被告人系临时受朋友委托帮忙取款，并非基于对犯罪活动的知情参与

被告人之所以参与取款、交付现金的过程，完全是因为同案犯一临时打电话求助，称同案犯一和同案犯二都不在当地、同案犯二的亲属因病不方便送现金，才临时请被告人代劳。被告人与同案犯一之间系多年朋友关系，日常生活中经常互相帮忙，此次取款行为属于典型的“顺手帮忙”，而非接受犯罪指令。被告人对同案犯一所从事的具体经营业务并无了解，更不知道同案犯一所涉款项可能来自、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在整个过程中，被告人既未参与同案犯一的任何犯罪计划，也未与同案犯一商议如何规避监管或掩饰款项来源。其所做的，仅仅是替朋友跑了一趟腿，替朋友做了一件和“帮邻居取个快递”没有本质区别的事。

（二）用现金支付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符合实际交易习惯，不能以此推定被告人“明知”款项异常

检察机关可能认为，大额交易应当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方式留痕，使用现金系逃避监管。然而，这一推论忽略了当前经济环境下的真实状况。疫情之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许多经营者因债务问题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冻结银行账户，其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工具均无法正常使用，不得已而采用现金结算。被告人周围做生意的朋友中，不少经营者目前也面临类似困境，使用现金支付已是普遍现象。被告人听说同案犯二也是经营者，手中有大量现金不足为奇，因此其认为用现金支付货款符合常理。被告人作为普通经营者，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去判断同案犯二的现金来源是否合法。其基于日常经验而作出“现金支付很正常”的判断，完全符合一个普通人的认知水平，不能据此推定其“明知”款项有问题。

（三）被告人交付现金后拍照发给同案犯一，恰恰证明其行为系“善意帮忙”而非“犯罪共谋”

被告人将现金交付给卖家司机后，特意拍照发给同案犯一，目的是留下交付凭证，避免日后同案犯一不认账或双方之间产生纠纷。这一行为具有典型的“帮忙人”特征——帮忙人关注的是“事情办完了没有、有没有差错”，而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帮助行为。如果被告人真的知道同案犯一在从事犯罪活动，其正常反应应当是想办法隐蔽操作、不留痕迹，而不是主动拍照留证。拍照留证的行为，恰恰说明被告人根本不觉得这笔交易有什么问题，其内心坦荡，没有“共犯”的掩饰心理。这一细节对于判断被告人的主观心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被告人对同案犯一的犯罪活动不具有可期待性，不能要求其具备预判犯罪的能力

同案犯一在请被告人帮忙时，从未提及款项的来源及用途可能涉及违法犯罪，也未要求被告人采取任何保密或掩饰措施。被告人与同案犯一之间系普通朋友关系，并非同案犯一的生意合伙人，更未参与同案犯一的任何经营决策。在同案犯一并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记录、亦无异常行为迹象的前提下，被告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无法预见、也没有理由去怀疑同案犯一在从事犯罪活动。法律不要求普通人对朋友的每一笔交易进行实质审查，更不要求其具备“侦探”般的识别能力。若事后发现该款项来源、用于犯罪，就倒推被告人“应当知道”，则无异于要求每个帮忙的人都承担不可预见的刑事责任，这显然背离了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

（五）退一步讲，即便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便利，因其缺乏共同故意，仍不构成犯罪帮助犯

刑法上的帮助犯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帮助他人犯罪的故意。如果被告人仅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日常生活交往而为他人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那么该行为属于“中性的日常帮助行为”，不具刑事可罚性。本案中，被告人对同案犯一所涉犯罪毫不知情，其行为与犯罪活动之间不存在任何意思联络，依法不构成犯罪。

刘敏律师，四川志宽律师事务所，至今已办理了500多余件刑事案件，涉及涉黑、毒品、经济财产、信息网络、人身伤害、婚姻纠纷等案件，擅长从证据入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细致最专业的刑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