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为什么公司不得成为对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我们知道，对外投资是公司自治事项，是一种自由，可以向公司投资，也可以向合伙企业投资。国外立法例普遍允许公司成为所投资企业的合伙人，对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公司法》对此作出限制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借用法律之间的衔接关系，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会有所帮助。我们先看一看“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的法律是什么，又是怎么规定的。《合伙企业法》第三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从企业的角度看，受限主体是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这三类，民营非上市公司是可以成为所投资企业普通合伙人的。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财产归国家所有，这些公司和企业具有一定的行政性，更强调社会责任。《合伙企业法》禁止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意在防止董事、高管的道德风险，防止将国家财产置于无限清偿责任的境地。这或许可以理解，但对于上市公司的限制，理由可能就不是太充分。

按照刘俊海教授的说法，“立法者禁止上市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旨在维护公司资产的完整性，预防合伙企业的债务被嫁祸于公司，进而损害公司公众投资者的利益。”这种理由也过于勉强。按照《合伙企业法》第三条的逻辑，可以将国有上市公司列入禁止范畴，民营上市为什么也被禁止呢？

我没有参与立法，也没有查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能猜测了。可能的理由是政府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自信，对上市公司监管不自信，对投资人的保护不自信。

或许，这并不是法律思维的结果。

既然《公司法》第十五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表明我们承认向企业投资是公司的自由，属于公司自治事项。那么，投资决策决策权交给公司，也是尊重公司自治的一种体现。

行政规则和商业规则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政府擅长行政规则，对商业规则保持高度自信，不具备充分的理由。对于公司治理和运营、投资和风险的商业判断，政府要更多地相信股东、董事和高管。《公司法》只需要为其设定一种决策机制就可以了，如同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一样，具体决策机关由公司章程规定，投资风险由股东判断。这样的规定，对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没有任何触动。

至于债权人是否愿意与这样的公司进行交易，由债权人自己决定。

（作者：周学，北京合川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副主任、律师，北京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企业治理中心副主任，专注于公司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公司治理诉讼和非诉法律服务。）